阶层论:除了钱,富爸爸还能给你什么?
编者按
上周,南都观察《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吗?》指出,收入水平存在代际间的传递,研究发现穷爸爸的孩子比富爸爸的孩子收入低。
本文作者援引美国学者安妮特·拉鲁的研究,从另一个角度回应:贫富家庭的差别,钱不是唯一的问题,更重要的是家庭对子女的“言传身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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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太白,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在读,南都观察特约作者
全文3000余字,读完约需6分钟
沟通能力、表达方式、与人打交道的能力,这些东西并不与与经济资本直接相关,却是一个家庭殊为重要的文化资本。
除了经济资本以外,还有三件事情会影响到孩子的成就。一是家庭生活的规划,孩子们是被放羊,还是参加到丰富的活动当中;二是语言的学习运用,是被鼓励有逻辑地表达自己,还是被要求沉默服从;三是家长与权威的交流,是积极引导孩子与老师的交流,还是回避老师,完全扔给老师管教。
传统的“中国式逆袭”,莫过于主人公出身贫寒,凿壁偷光,冷板凳枯坐十年,有朝一日功成名就,衣锦还乡。然而,这种励志故事慢慢被放进了故纸堆,现实中的逆袭越来越难。
当下,很多研究指出,社会底层的上升通道一定程度上被阻塞,出生贫寒的孩子几乎在起跑线就遥遥落后于同龄人。甚至有研究指出,富人孩子的收入会比穷人孩子的高出近两倍,而财富继承是主要影响因素。
想想似乎是这样。富孩子继承一套北京四环内的房子,也许就是穷孩子一辈子也挣不到的天文数字。然而,再冷静想想,假如其他条件不变,富孩子没有继承房产,他会穷困潦倒么?假如一百万从天而降,掉在穷孩子面前,他能就此咸鱼翻身,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么?
这两个问题直指一个核心:贫困或富裕的再生产,难道仅仅关乎钱多钱少?
如果是钱多钱少的问题,那通过再分配调控,提高贫困者福利,似乎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。然而,美国学者安妮特·拉鲁(Annette Lareau)的研究指向另一个答案:在再生产的过程中,贫困家庭和中产家庭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财富积累上,更重要的是教育子女的逻辑和方式。
▲ 电视剧中的中产家庭生活。 © 《小别离》
钱不是唯一的问题。
通过多年的研究和访谈,拉鲁在《不平等的童年:阶级、种族与家庭生活》(Unequal Childhoods: Class, race and family life) 一书中阐述了贫困家庭和中产家庭的状况。经济实力固然是很重要的区别。贫穷人家的父母每天疲于奔命,既没有时间亲自管教孩子,也没有钱送孩子到各式各样的兴趣班。放学后,孩子们就自娱自乐了,俗称“放羊式教育”。有钱人的家庭则不一样,要么是高学历的全职母亲花大量时间陪伴和指导孩子学习,要么是父母花费大量的金钱给孩子报兴趣班。孩子过着规律的、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课余生活。
但是,还有其他更微妙的区别可能被我们忽视了。比如,两种家庭对语言的运用不同。贫困家庭在教育孩子时,倾向于使用权威性、命令性的语言,要求孩子默默服从自己的指令;而中产父母更乐于与孩子讨论,鼓励孩子积极思考,允许他们提出不同的意见。别小看这点区别。在棍棒打骂面前,穷孩子学会了沉默和服从,或者阳奉阴违、暗中抵抗,导致他们逐渐变得寡言、不善沟通。而通过父母的循循善诱,富孩子学会了如何条理清晰有逻辑地表达自己,学会了如何动用脑筋说服别人。
再比如,两种家庭与权威的交流方式不同。贫困家庭的父母面对学校老师、主治医生等“权威”时,往往会感到尴尬与不自信。孩子被老师请家长时,多数时候父母只能赔着笑脸,转头便痛骂甚至动手打孩子。而中产父母则与老师关系融洽、谈笑风生,在医院也能和医生有效沟通,相处自然。
两种与权威相处的截然不同的方式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影响。当父母与权威相处融洽,孩子也会被潜移默化出一种“气场”,不会被权威高高在上的面孔吓到,而是习惯于相对平等地相处。从父母身上,他们能学会如何与权威交流,如何与权威握手与对视,如何巧妙地向权威提出意见甚至质疑,甚至如何“操纵”权威,从而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。
而另一些孩子则从家长身上感受到了对权威的恐惧,以及无可奈何的服从。有些家长当面对权威唯唯诺诺,背后则抱怨权威颐指气使、狗眼看人低。这种氛围传递了一种消极情绪,孩子一方面害怕与权威交流,另一方面也抵触权威,认为他们高傲又自私。在这种心理暗示下,穷孩子更难学习如何通过交流来说服权威,以达成自己的目的。
所以拉鲁总结到,除了经济资本以外,还有三件事情会影响到孩子的成就。一是家庭生活的规划,孩子们是被放羊,还是参加到丰富的活动当中;二是语言的学习运用,是被鼓励有逻辑地表达自己,还是被要求沉默服从;三是家长与权威的交流,是积极引导孩子与老师的交流,还是回避老师,完全扔给老师管教。
沟通能力、表达方式、与人打交道的能力,这些东西并不与经济资本直接相关,却是一个家庭殊为重要的文化资本。中产阶级的父母将这样的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,使得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站在了较高的起点。而贫寒家庭的文化资本积累不足,孩子习得的能力也少于有钱孩子。
两种教育方式并没有简单的优劣之分。富孩子被父母安排到各个兴趣班,像热门电视剧《小别离》里的孩子们,在父母殷切的期待面前,小小年纪就感到“人生灰暗”。此外,有的富孩子还可能优越感十足,骄傲却缺乏自理能力。而穷孩子或许会有一个相对快乐的童年,还被培养出优秀的自理能力,扔到哪里都能扎根活下去。同时,人格上他们也可能更为踏实谦卑。
▲ 中产家庭的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培养子女。 © 《小别离》
然而,如果仅仅从再生产、从孩子的未来成就来看,两种教育方式的确造成了深远的影响。回答文章开始的问题:在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,经受了中产甚至富裕家庭教育的孩子,他们在言行举止和思维逻辑上得到了良好的训练,即便突然被剥夺财富,也还拥有口才与能力,甚至一种所谓“气质”、“气场”的东西,这使得他们仍有很大的几率从竞争中脱颖而出。所以,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富豪现在都流行“裸捐”,并不准备把大量的财富留给子女,似乎也不担心子女的未来——因为已经为子女留下了举止、学识、人脉等巨大的文化资本。这是金钱无法衡量的,却能真正保证子女后半辈子的无虞。
同样的例子放到中国,我们能想起那些屡屡刷屏的“贵族后代”,比如最近刚举办了111岁寿宴的严幼韵女士。政权更替的时候,他们或许在战乱和政治压迫中失去了所有的财富和地位,家族没落,泯然众人。然而,他们却在残酷的环境中保持了优雅和得体,并在时机到来时,凭着能力学识言谈举止,迅速重整旗鼓,回到光鲜的舞台。严幼韵从富家小姐到一贫如洗,再一跃成为联合国官员,人生不论如何跌宕起伏,最终都能安身立命生活幸福,这是单靠经济资本无法做到的。
▲ 严幼韵1905出生在天津,父亲是著名实业家严信厚。她是复旦第一批女生,也是第一个每天开着私家轿车出入校门的女学生。历经战争,曾流落马尼拉,1945年携三个女儿到纽约,后进入联合国工作。其女亦在出版、广告等领域获得成就。图为2013年9月严幼韵108岁寿宴合影。今年她已111岁。 © 中国企业家
也不乏反例。比如富二代就是贬义标签。建国后的时间太短,在这个特殊而短暂的历史时期,一部分人靠着经济周期和时代红利一夜乍富,可惜这一代本身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,除了金钱的积累之外,文化资本的积累还很少。所以他们对子女的管教还停留在“用钱解决问题”上,远谈不上“传递文化资本”。如果突然剥夺他们子女的财富……甚至不用剥夺,很多人也许逃不过“富不过三代”的魔咒。因为除了金钱之外,他们的子女似乎没有获得与之匹配的学识和能力。
须知,如果真的“穷到只剩下钱”,其实是件可怕的事情。因为金钱太容易被洗劫和流失,任何一点稍大的社会动荡都很可能让眼前的财富归零。而在和平时期,如果不具备与财富匹配的能力和学识,一样不能保障一辈子的幸福。很多中了几百万大奖的幸运儿结局悲惨,因为从天而降的财富让他们失去理智,挥霍一空后甚至过得比原先更糟。
那普通人家甚至穷人家能做什么呢?说来说去,文化资本似乎还是得靠经济资本来支撑。难道作父母的愿意每天棍棒打骂孩子?难道父母不知道该全方位培养孩子的能力?可是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谋生了,所有的好脾气都被粗糙的生活磨掉了,该怎么办?
诚然,经济资本的掣肘让人头疼。但是,文化资本并不是完全脱胎于经济资本的。很多富二代并没有学会怎么做一个优秀的人。而普通家庭的父母如果能从眼前糊口的压力中稍微抬起头来,改进自己的教育方式,也是在为孩子做长远投资。其实不仅是教育孩子,也是对自己的再教育——让自己学会了解规则,与权威进行顺畅的沟通,而不是背后腹诽、消极抵抗。让自己有逻辑有条理地跟家人交流,而不是粗暴的责骂。让自己给孩子设计一些有趣有意义的课余活动,而不是单纯放羊。这些事情,不管有钱没钱,都是可以逼迫自己做到的。
社会的上升通道也许是越来越窄,我们与富豪之间的鸿沟也许是越来越大。即便如此,这不是自暴自弃,麻木生活,顺便推卸责任的借口。如果真正希望子女走得更远、过得更好,就要着眼长远,重视教育——不是那种会考试、得高分的教育,而是语言能力、逻辑情感、人际交往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。
毕竟,这才是能让子子孙孙无穷匮的保命符。
▲ On a Plate © 作者:Toby Morris / 翻译:Inga 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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